周其仁老师的社会调查：进得去，出得来，拎得清-张宇伟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汪丁丁老师在其新著《思想史基本问题》一书中写道：“以我神秘主义的感觉：思想是感悟的结果，学术是方法的结果”（汪丁丁,2019,P36）。

与周其仁老师在致福轩会议室

2019年7月28日，在完成与DPS博士班四届52位同学一起在纽约美国福坦莫大学商学院三周课程学习工作之后，我从纽约纽瓦克机场乘国航航班返回北京。万里高空，长途飞行，让我能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和思考。打开手机Kindle电子版，重新读了四篇周其仁老师的经典文章：“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周其仁,1997,P313-326)；“ 改革30年感言”（周其仁,2008-1）；“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周其仁,2008-2)；“公司理论与中国改革”（周其仁,2008-3)。对理解周其仁老师的研究方法论有了新的认识。

与周其仁老师（左一）、冯仑先生（右一）一起在新华社新华网调研

周老师在介绍科斯1937年“企业的性质”的论文时指出，这篇传世且因此获得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论文恰恰是从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开篇，科斯指出过去的经济理论“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说明其假设而备受困扰”；许多经济学家在建立一种经济理论时，“常常忽略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在开篇的第一段落里，科思中心阐明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性假设（assumption），不但应当是“易于处理的（manageable），而且必须是“真实的（realistic）。在如何做到“真实而又易于处理”时，其仁老师分享了他的三点体会：第一，在真实世界里找学问。第二，重点调查问题的约束条件。第三把从实例得到的认识一般化。他在总结科斯方法论时，用了三个关键词：真实世界、实例和一般化。

我向周其仁老师的学习已近十年，他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三样东西，一是做人的大气；二是做事的周全；三是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专注研究真实世界。我观察周老师的社会调查有下列几个特点：

1、到现场，从多个角度了解情况

在多个场合，我听到周老师讲：“你怎么知道你看到的现象就是事实真相？真相是躲在现象背后的，真相就像小孩玩的积木拼图，我们看到的无非是积木拼图中的拼块而已，有时只是一个截面。所以我们调查研究的时候，要力图多看几个截面，多看几个拼块，每个拼块力求真实客观一些，这样不同拼块组合拼出来的图才会离事实真相接近一些而已。”

今年4月21日中午，与周老师在北大勺园西餐厅午餐时，得知周老师要到河南开封调研（“1985年时跟领导去过开封，听当时汇报黄河是地上悬河的事，可惜当时日程太紧，只听未有机会看现场，一直想看看现场，感受感受）时，我主动提出来可以安排当地地面支援。4月23日下午，通过我的朋友开封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载飞先生，联系黄河委员会开封河务局副局长闫鑫生先生和工程师段立学先生陪着周老师一同到黄河开封兰考东坝头段调研，期间几位专家详细向周老师介绍了黄河在开封段的情况，周老师不断提问，给几位专家留下深刻印象。故事到此，也许就是一个普通的调研场景，更有意思的是，这天结束，周老师请几位专家把他送回开封一个租车点，他要自己租车自己开车返回住宿的酒店，并且告诉专家们为了他调研方便，他住在哪里就不再告诉他们了。

第二天一大早（7:25），周老师给我发来微信和照片：”今天早起再到兰考东坝头，拍了些照片，又放了无人机。“。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同样的地点，周老师第二天自己开车一个多小时（开封市到兰考东坝头约80多公里），独自一人又亲自现场去看，去感受。

以上三张照片均为周老师2019年4月24日所拍

2、把在手的事情做到极致

几次听周老师讲：“我们每个人为什么会纠结？我的观察，主要是因为你现在想实现的目标与你此刻可动员的资源不匹配。我自己的做法，从来都是把在手的看得重一些，因为在手的是可控变量，不在手的是不可控变量。我会全力以赴做好在手的，因为这样的信号会释放出去。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从来没有找过工作，都是工作来找我”。

周老师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每年有一个学期（十六周）他会以”中国经济专题“课程名称为北大经济学双学位本科生上课，上课时间一般会在每周五晚上18:40-20:30，上课时他从来不看手机，专心授课。每周六中午作为奖励，他会请本周提出好问题的十位同学到校内的“最美时光咖啡厅”吃中餐，他买单请这些同学们一边吃饭一边再提问题他来解答和讨论。午餐会按计划是12:00-14:00，但每次都讨论热烈，几乎没有一次能够在14:00结束，有时会讨论到下午16:00或17:00。我有幸多次旁听周老师的课程和午餐会，我的观察，他从来不看手机，而是全神贯注的回答同学们的问题和与学生讨论。

周老师与学生午餐会照片（作者于2019年6月1日拍摄）

3、专注并持之以恒的做好一件事

2017年12月20日晚21:50，在一起做完【北大国发院博士论坛第36期】，吴晓波、周其仁、杨壮：“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国企业2008-2018活动后，与周老师在朗润园致福轩会议室一起用晚餐，周老师边吃边聊他的社会调查，他专门讲到：“我从不做预测。我的逻辑，凡事总有难受的人和难受的单位，难受的人和单位要克服难受，就会想办法。我的工作是发现有克服难受的好办法，我就到现场去了解、去调查，然后归纳提炼，之后讲给愿意听我讲的人听，仅此而已“。

在我做学生期间，听周老师讲课，让我最受触动的是他讲他在东北下乡期间他的师傅的故事，他谈到：”我的师傅非常能干。我和我的师傅（打猎）朝夕相处，最近的小卖部离我们有40里地。我们生活需要的东西，师傅都可以自给自足。吃的菜是自己种的，抽的烟是自己种的，吃的猪肉是自己养的。他能够在大雨中点着烟，猎捕野兔，他会根据天上月亮的情况，决定下诱钩的高度。我当时觉得，我的师傅几乎什么事情都会干。但我那时有一个问题萦绕在我的脑中，为什么我的师傅什么都会干，还那么穷？而我远在上海的父母，相比我师傅只会干很少一部分，反而比我师傅富。等我学习了经济学后，才有了答案，才知道分工决定财富的道理。原来我师傅穷的原因是什么都会干，什么都没有那么精；我的父母只会干那一小部分，干精这一小部分，剩下的就是拿来和别人交换就是了“。

在我向周老师的学习过程中，我觉得有两个人对他产生比较深的影响，一是杜润生先生（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二是费孝通先生（社会学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杜润生先生在一次给一批年轻人讲话中提到：“请同志们记住我这句话：开头不易，坚持难，坚持到底更难。同时，开了个好头，就会有后继者，在这个意义上说，即使你们坚持不下去，开个头也是好的”（杜润生,1981,P28)。这批年轻人就是后来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来工作的，历史上称为“发展组”的一批年轻人。他们参与了5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制定过程。讲话的地点在北京大学未名湖北的北大招待所，时间是1981年2月11日，这批年轻人中，有周其仁老师、陈锡文（国家农委主任）、杜鹰（曾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等；

今年8月19日，我到北大社会学系拜访邱泽奇教授（费孝通先生是他的博士导师），他谈到了费老的社会调查，谈到了他与周其仁老师一起外出调研的故事，从他的口中了解到费老曾经提出，社会学的调查应该“进得去，出得来”，邱教授经过多年的理论学习和实践调查，觉得也许应该可以再增加一句“拎得清”。他的一席话，使我觉得，这三句话不正好来形容周老师的社会调查再恰当不过了。进得去指深入的进到现场了解一手情况，出得来指跳出现象经过深入研究发现事实真相，拎得清指从事实经归纳提炼后上升到一般。（感谢邱泽奇教授，使我的这篇短文从原来的题目：重读经典文章，进一步认识周其仁老师的研究方法。改为：周其仁老师的社会调查：进得去，出得来，拎得清。）

今年9月10日教师节那一天，周老师通过微信给我发来他在海牙调查研究的文字（“9月5日在哥本哈根告别佛山访问团，6号到海牙，在瓦大经济研究所Jaap Post教授，听他介绍荷兰农业的来龙去脉”）和104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