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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伟观察】只有开放,才有未来——“两弹一星”成功的启示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五十六年前的今天, 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一年,中国 GDP (国内生产总值)只有 597.08 亿美元。 1966 年 10 月 27 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那一年,中国 GDP 为 767.2 亿美元。 1967 年 6 月 17 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那一年,中国 GDP 为 728.82 亿美元。 1970 年 4 月 24 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那一年,中国 GDP 为 926.03 亿美元。 2019 年,中国 GDP 为 143430 亿美元(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china?view=chart ),是 1964 年的 240 倍。

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两弹一星“指核弹(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它是一个国家经济、科研、生产制造综合实力和能力的体现。新中国1949年建立,解放初期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家底是:“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内,共计四十个左右,研究人员只有六百五十余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但只有研究机构二十二个,研究人员二百多人。按那时常说的四亿五千万人口算,全国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与总人口的平均比例是,每一千一百二十万人口中只有一个科研机构,每七十万人口中只有一名科研人员。”(聂荣臻,2005,p.608)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为什么中国在经济和科研状况起步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实现了两弹一星的世界奇迹?中国靠什么将两弹一星这样不可能的事情,成为了可能?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进行表彰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才将这个常年秘密进行的神秘事业的谜底揭开。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随着更多文献资料的解密,当事人的回忆,我们可以从中进行更多地研究。通过研读文献,当事人的传记与回忆,如果从若干条成功原因中挑选,也许“两弹一星”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有三个:

 

一、海外的留学工作经历培养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1999年的表彰大会上,“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一共23位,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以上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我们知道,任何成功的事情,决定性的是人。复杂的事情,更是需要重要的人完成。23位功勋科学家,毫无疑问是重要的成功第一要素。我们在研究这23位科学家的学习、工作和隐姓埋名参与两弹一星研发工作的经历后发现:

 

1、23位科学家中,有21位留学海外。即使是于敏、钱骥这两位本土培养的科学家,也是深受他们留学归国导师的影响。于敏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本科、硕士。本科主要导师张禾瑞先生德国洪堡大学博士,在德国学习、工作10年;硕士论文导师张宗燧先生是英国剑桥博士,在英国、丹麦、瑞士、美国学习工作11年。另外一位本土科学家钱骥为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理化系本科毕业,主要导师沙玉彦教授为德国博士,在德国学习5年。

 

2、在海外留学的21位科学家中,在美国获得学位的十位(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任新民、吴有良、陈能宽、杨嘉墀、钱学森、郭永怀、屠守锷)。英国获得学位的六位(王大珩、陈允芳、姚桐斌、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德国获得学位的两位(王淦昌、赵九章)。苏联获得学位的两位(孙家栋、周光召)。法国获得学位的有一位(钱三强)。他们很多几乎都是世界名校毕业,比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柏林大学、巴黎大学、伦敦帝国大学等。

 

3、在海外获得学位的21位科学家中,在海外学习和工作时间,最短的三年,超过10年的有7位,最长的钱学森先生在美国学习、工作20年。

 

他们很多师从于世界顶级科学家,如钱学森的博士导师冯.卡门(20世纪伟大的航天工程学家),钱学森在美国学习、工作20年,回国时已是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正教授。钱三强的博士导师伊莱纳.约里奥.居里夫人(193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钱三强在法国学习、工作11年。程开甲和彭桓武的导师波恩教授(量子力学奠基人、1954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等。

 

钱三强在法国工作十多年期间,先后约发表了30余篇科学论文,是那个时期世界有名的科学论文高产学者(何祚麻,1992)。海外的经历,对他们的视野、前沿知识的掌握具有非常大的益处。

 

聂荣臻元帅在《聂荣臻元帅回忆录》中指出:“原子能方面我们也有一批高水平的科学家,像钱三强、王淦昌、朱光亚、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等同志。在他们的指导下,我国原子能科研进展也很快。“(聂荣臻,2005)

 

邓小平同志在九二南方谈话中指出:“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

 

没有海外留学工作经历,没有到海外好的学校和向名师学习,很难想象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功勋科学家,使得我们在比较短的时间里研制和完成像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这样最尖端的武器。

 

二、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央主管高层卓有成效的领导力

 

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从1955年1月15日启动,在毛主席拍板下决心做此事后,中央高层最主要负责这个重大项目的领导是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我们从这几位领导人的简历也能看出,周恩来总理在日本学习两年,在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学习四年。李富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他曾在法国学习近五年、苏联学习近一年。

 

聂荣臻元帅是两弹一星项目中,最重要的具体领导人。我们看看他的求学和工作之路:聂荣臻从1919年11月下旬从重庆出发,在宜昌、汉口上岸停留,在上海停留七八天。上海到法国(马赛)的船票一百银元,中间在香港九龙码头停留一天,越南海防港、西贡上岸停留、新加坡上岸停留,经过马六甲海峡,科伦坡停留,穿越苏伊士运河从曼德海峡进入红海,这是已经是1920年1月3日,埃及停留,之后过地中海,遇到两天两夜的大风暴,1920年1月14日,抵达马赛,从头年的12月9日上海出发,在海上行驶35天。假如从重庆出发算起,整整近两个月。(聂荣臻,2005)这样的旅行,让聂荣臻开了眼界,同时更好地了解了不同国家和不同的社会。

 

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他分别在法国蒙塔尔橡胶厂、施耐德尔钢铁厂、雷诺汽车厂、西门子电气公司工作过,1921年考入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进入化学工程系学习。

 

在法国、比利时等地工作学习五年后,1924年9月,转到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之后进入苏联红军学习学习军事。1925年9月,在法国、比利时、苏联学习6年后,返回国内。他在比利时大学的学习、欧洲的工作、苏联的军事学习,为他日后做共产党高级干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聂荣臻元帅

 

聂荣臻元帅1956年6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开始主管科学技术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完成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刚要》。1958年10月16日,聂荣臻成为国防科委第一任主任。不久,他又担任了国家科委主任。至此,聂荣臻身兼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建立起对全国科技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机制,后来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这个机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聂荣臻元帅的领导下,一九五六年首先组建了导弹研究院,钱学森出任院长。不久又成立了原子能研究设计院,钱三强出任院长。在研制“两弹”的同时,又着手建设了原子弹试验基地和导弹试验基地。在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撕毁协定后,率领全国科技人员继续奋斗。到一九六二年,全国科研机构已经由一九五六年时的三百八十多个发展到一千三百多个。有各类研究人员(不包括国防方面)九万四千多人。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聂荣臻元帅作为总指挥成功爆炸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现场主持“两弹”结合核试验。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现场主持氢弹试验,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第一颗氢弹。

 

如果没有这样具有国际视野同时又是熟悉国情、身经百战的高层领导人,很难想象他们可以领导和组织起如此庞大的知识群体一起攻克科技难关,完成两弹一星的艰巨任务。

 

三、对外开放、对内开放(大协同)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对外开放主要指向国外派研究生和留学生,以及接受外国专家到中国来。由于那个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主要是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派研究生和留学生。1950年-1953年,三年共派出1700多名。1954年-1956年,派出留学生5800多名(其中研究生1200多名)。1957年-1958年,派出留学生1600多名,其中544名研究生。(聂荣臻,2005)

 

接受苏联专家的帮助也是我们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步骤。苏联派往中国的顾问和专家不仅人数最多,延续的时间最长,涉及面最广。他们帮助建设工厂和传授先进技术和经验,他们遍及政府和军队各个系统的领导和管理机构,以及所有大型企业、重点大专院校和技术兵种的基层部队,甚至包括卫生和体育部门。1950年-1960年,到中国工作过的苏联顾问和专家总计超过18000人次。(沈志华,2015)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也是我们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环节。1957年10月15日,聂荣臻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了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就是中苏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陶纯、陈怀国,2011)

 

1958年初,二机部第九局(核武器研究院)下属的北京第9研究所成立,作为接受苏联提交原子弹模型与技术资料的场所。与此同时,铀浓缩、反应堆、核燃料元件、铀水冶炼等工厂和矿山的建设陆续展开。按照中苏双方的协定,两百多位苏联原子能专家来到中国,分散到与原子能有关的各个部门,进行指导帮助。(陶纯、陈怀国,2011)

 

原子弹研制基地的选址工作,导弹试验基地的选址(苏联专家盖杜柯夫少将全程参与),铀浓缩厂的选址(列宁格勒总工程师斯米尔诺夫等22名苏联专家全程参与)都到实地参加,并给出专家指导意见。因为我们在选址的时候,苏联已经成功爆炸了原子弹(1949年8月29日,第一次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氢弹(1953年8月12日,第一次氢弹试验)和发射了人造卫星(1957年10月14日,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

 

对内开放(大协同):为了贯彻毛泽东同志“要大力协同”的重要指示,在科研方面,当时我们明确提出了科研攻关的五个方面军,即国防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研究机构,要大力协同,互相支援。特别是要求地方有关科研部门 协助国防科研部门突破以导弹、原子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关(聂荣臻,2015)。1999年9月18日,江泽民同志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的讲话中专门提到:“全国一盘棋,集中攻关。二十六个部委、二十多个省市区、一千多家单位的精兵强将和优势力量大力协同,表现了社会主义中国攻克尖端科技难关的伟大创造力量。”

 

“两弹一星”的成功带给我们重要的启示是:任何重要的项目,首先要找到具有卓越领导力的负责人(聂荣臻元帅),其次是要找到合适的关键人(23位功勋科学家),对外开放(吸收国外先进知识和科技),对内开放(大协同),才能完成“两弹一星”这样的世界奇迹。

 

只有开放,才有未来!

 

 

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两弹一星”成功的国家、团体和专家!

谨以此文献给为“两弹一星”成功付出努力和奉献的所有人!

 

张宇伟, 2020年10月16日

于北京大学蔚秀园

 

 

参考文献:

1、宋健主编,葛能全、唐延友、何仁莆、樊洪业副主编,《“两弹一星”元勋传》上、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

2、陶纯、陈怀国著,《国家命运:中国“两弹一星”的秘密历程》,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11月。

3、聂荣臻著,《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8月

4、何祚麻,《悼念钱三强同志》,中国科学院院刊,1992年,第4期

5、沈志华著,《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第三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5月

6、魏巍、周俊伦等,《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2月

7、舒云,《聂荣臻与中国“两弹一星”的诞生》,党史博览,2019年12月

8、樊洪业,“两弹一星”人才的教育背景与启示,《民主与科学》,2005年6月

9、代艳丽、赵红,论“两弹一星”协同精神对加强当代大学生团队协作意识的重要意义。《思政园地》,2011年,总第2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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