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31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纪念燕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一百年在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上只是转瞬即逝的时间,但对于建校一百周年,存续期只有33年(1919年-1952年)却为中国培养出无数人才的大学来讲,她的百周年值得一庆,燕大办学理念和燕大精神值得总结和反思。
1918年12月,北京地区的“汇文大学”(前身为1870年创立的汇文学校)、“华北协和大学”(前身为1869年建立的通州潞河学院)、“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三所学校商议讨论合并为一所大学,聘请司徒雷登先生出任正在合并的新校校长。经过几个月的讨论,终于在1919年3月份,达成一致意见,以“燕京大学”作为新校校名。
燕京大学33年存续期经历了初创阶段(1919-1926)、发展和鼎盛时期(1926-1937)、北平沦陷时期(1937-1942)、成都复课(1942-1945)、北平复校(1945-1952)、院系调整(1952)几个阶段。
1952年7月,高等院校实行院系调整:燕大机械系、土木系、化工系调入清华大学;教育系调北京师范大学;劳动系调中央劳动干校;政治系调入中央政法学院;经济系调中央财经学院;音乐系调入中央音乐学院,民族系调入中央民族学院,其余各系并入北京大学。
图片来源:《燕园纪事》1919-2019,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第007页
虽然只有短短33年的存续时间,但燕京大学如它的校歌所唱的那样:雄哉、壮哉燕京大学,轮奂美且崇;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投;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弘;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荩忠。
一、燕京大学的教育成果
燕京大学虽然只有33年的时间,毕业了9988名学生,但她的老师和学生在各行各业中都有非常好的表现,一些简单数据可以分列说明如下:
从燕京大学毕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共计56名,其中包括获得中国科技最高奖的半导体专家黄昆先生、石油化工专家侯祥麟先生、物理学家谢家麟先生。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四人:雷洁琼先生、黄华先生、费孝通先生、吴阶平先生。
1979年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美国期间,代表团成员共21人,仅燕京大学毕业学生就有7位,占到了代表团总人数的1/3,他们是黄华先生、卫永清先生、彭迪先生、李慎之先生、谭文瑞先生、吴蔚然先生、韩叙先生
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举行的受降仪式中,中国派出的三名记者全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
在医学界,燕京大学从1926年开始承办医学预科(三年医预科、后五年在协和医学院),到1952年结束医学预科培养,一共培养了不到300名医科学生,但仅医预科就产生11名院士、19名学科奠基人,72名学科带头人,产生了一代名医吴阶平先生、黄家驷先生、吴蔚然先生、方圻先生、胡亚美先生、翁心植先生,以及获得国家最高奖的华益慰先生和中国第一位获得国际“南丁格尔奖”的王绣瑛先生。
在文艺界,有著名的作家冰心先生、萧乾先生、许地山先生;著名导演焦菊隐先生、熊佛西先生;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先生、黄宗江先生、黄宗洛先生;音乐家马思聪先生、沈湘先生。
在我国外交界,有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黄华先生,周恩来总理外事秘书、著名的外交家龚彭先生,中国驻英、美、联合国大使柯华先生、韩叙先生、凌青先生、龚普生先生。1997年香港回归期间,中国驻香港的负责人(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先生也是燕京大学毕业学生。
燕京大学创造了中国若干个第一,中国第一个“新闻专业”、第一个“社会专业”、第一个“家政专业”,第一个把延安红军介绍给世界的燕大新闻系教授斯诺先生。
二、燕京大学优秀的师资队伍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曾经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明确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燕京大学在其33年的办学期间,一直有一批“大师级”的教授队伍。他们中间有:教育家陆志韦、梅贻宝、沈体兰、周学章;考古学家容庚、徐中舒;神学家赵紫寰;社会学家雷洁琼、赵承信、许仕廉、杨昆;人类学家吴文藻;法学泰斗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洪谦;地理学家张星琅;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顾随、林庚、俞平伯、周作人、朱自清、顾颉刚、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冯友兰、钱穆、邓子诚、齐思和、翁独健、聂崇岐、韩儒林;政治学家萧公权;美国细胞学家及遗传学家博爱理(Alice Middleton Boring)、心理学家夏仁德(Randolph Clothier Sailer)、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国际著名的教育家和中国革命的支持者林迈可(Michael Lindsay)、国际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和应用数学家赖朴吾(Ralph Lapwood)、著名的考古学家鸟居龙藏和瑞典的汉语大师高本汉(Bernhard Karlgnen)等。[2]
三、燕京大学的环境与建筑
燕京大学的校园又名燕园,它是于1921年开始以早年的淑春园遗址为中心,兴建新校舍,1926年夏基本完成。当时主持燕园规划建设的是美籍建筑师亨利.墨菲。他虽然受教育于美国有名的耶鲁大学,却十分欣赏中国的古典建筑与园林设计。[3]而且,在设计燕京大学之前,墨菲已在中国设计了雅礼大学、清华大学、福建协和医院、金陵女子大学,并主持了南京的城市规划,所以,他对中国建筑的认识和理解是比较深的。
燕京大学的端点是现在北京大学的西大门,校园的主轴线指向玉泉山上那座塔,主轴线从西门开始,过校友桥、向东穿过中心广场、贝公楼(今办公楼)、未名湖、男生体育馆,然后指向玉泉山塔;在这条东西主轴线之外,又设计了一条南北向的次轴线,并在这条次轴线上,布置了男女宿舍。男生宿舍在北,女生宿舍在南。[4]
燕京大学的教学楼、学生宿舍、图书馆等建筑外观都是中国传统式的,但内部却是现代化的,建筑就体现了司徒雷登先生的教育理念,即“中西合璧”。司徒雷登先生在其回忆录中写到:“从开始策划,我们就决定教学楼的风格应当融合中国古典韵致和现代元素。外部雕梁画栋,青砖朱瓦,内部则用加固水泥修建,照明、取暖和管道等现代设施一应俱全。这样一来,楼宇本身就可以象征我们教学的目的,保留住中华文化中最有价值的瑰宝。校园内最夺目的建筑,要算一座十三层的宝塔。
贝公楼左右的教学楼(现在北大外语楼)的屋檐都是九个装饰小兽,与故宫中和殿、保和殿、天安门相同(中国只有故宫皇帝的太和殿是十个装饰小兽);燕京大学姊妹楼(女校教学楼)与故宫坤宁宫(皇后寝宫)屋檐装饰一样,都为7个小兽,校友桥也为9个间隔。
燕大校园共分为三个部分:以未名湖为中心的主校园占地779亩,有教学楼宿舍楼和其他建筑33座;燕东园占地77亩,有楼19座;燕南园占地48亩,有楼14座。[5]
燕京大学设计方案是中西合璧的,设计师亨利.墨菲是以睿亲王花园和勺园旧日的山水为依托,拿出了一个融中西建筑为一体,湖光三色交相辉映的园林设计方案,[6]画龙点睛的是湖光塔影(未名湖、博雅塔),使整个校园充满了生机和灵气。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
胡适先生在给“司徒雷登回忆录“写导言时专门提到:”我可以说司徒博士创办大学的成功主要在于两方面,第一,他和他的同事的确是从“没有”的境地来
建立一所规模完整的大学….,它的校园,也是世界最美丽大学校园的一个。[7]
四、燕京大学的人文环境
世界大学的历史起始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距今有900多年的历史,期间经历了经院哲学时期(从12世纪到14世纪)、然后是人文主义时期(从16世纪到18世纪末、之后进入经过改善的更理性化的人文主义和现实主义阶段。(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403-405页)。燕京大学她的成立之时正逢中国的“五四”运动。她密切关注中国的实际需要,建设学科,培养人才,提高质量。她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延聘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来校任教。她善于运用美国大学办学经验,建立一套精简高效的办学机构和规章制度。燕京大学的人文环境是人才辈出最重要的保障,燕京大学成功也许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与国外名校合作,燕京大学与国外合作有非常高的起点,燕大国学部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燕大女部与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合作;燕大新闻系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合作;社会学与美国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导师制与英国牛津大学合办。
宽松的学术氛围,燕京大学在1922年起就宣布废除宗教为全体学生必修课程的规定,进而又改变了学生必须做礼拜的旧例,并把宗教学院分立出来,对外不把它作为大学的正式组成部分,以突出燕大的教育职能。[8]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副总理、外交部长黄华先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1932年秋,我考入燕京大学…,当时燕大的学术气氛比较浓厚,教学思想比较自由开明,在图书馆里可以看到马、恩、列、斯的一些著作的英译本。司徒雷登是基督徒,但他主张宗教和大学教育分离,学校世俗化,不要求学生信教做礼拜。[9]
校长司徒雷登先生的人文关怀。习近平主席2016年9月4日在杭州G20峰会欢迎晚宴会上致辞中说:“杭州,与在座各位的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在这里举几个例子:140年前,1876年6月,曾经当过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先生出生在杭州,在中国生活了50年,他的骨灰就安放在杭州半山安贤园”。在燕京大学,校长与学生、教师与学生的联系非常紧密,在燕大史稿中专门提到:“燕京大学的男女学生未曾到过临湖轩的,绝无其人。学校的贵宾,来校做客,不分中外,也要在临湖轩受到亲切的接待”。[10]
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刘廷芳先生在燕大双周刊中写到:“与司徒雷登公事亲密的人,都知道教职员的家眷们看他如大家庭的家长,儿女头疼脑热都告诉他,夫妻有口角,请他调停,连家中火炉出了毛病,厕所不够分配,也有去找他商量的”。[11]
冰心先生在司徒雷登先生六十大庆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司徒雷登校务长的爱与同情”,文中写到:“(燕大)上千上万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一个人的伟大,不但是在”大处着眼“,尤其是能在”小处着手“…,他与燕大的团体的关系,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领袖与群众的关系,是头脑与肢体的关系,祸福与共,痛痒相关。[12]
燕京大学宽松的人文和校园环境,使得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和老师,普遍有好的心态,健康的体魄,普遍为社会服务的时间长,同时,燕京大学的师生,普遍寿命长,如:雷洁琼先生106岁,冰心先生100岁,黄华先生98岁,吴阶平先生94岁,费孝通先生95岁,周汝昌先生95岁。
燕大校训: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燕大校训是融入在燕大师生血液的东西,我从2010年10月开始与燕大老校友开始接触和学习,每年4月我都参加燕京大学一年一度的校友返校日活动,在与他们接触的近十年时间里,校训对每位燕大校友的影响根深蒂固,每位校友都能脱口说出校训,会滔滔不绝的讲他们对校训的理解和他们如何践行校训。
谨以此文纪念燕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燕京大学“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务”的办学理念与精神永存!
张宇伟
2019年8月30日夜
于北京大学蔚秀园
参考文献:
[1] 黄延复钟秀斌著,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4 第93页
[2] 郝平著 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第二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7 第62-63页
[3] 侯仁之著,燕园史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 第102-103页
[4] 侯仁之著,燕园史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 第106页
[5] 吴荔明著,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 第361页
[6] 郝平著 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第二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 第59页
[7] 胡适著季羡林主编 胡适全集第19卷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9 第722页
[8] 张玮瑛,王百强,钱辛波主编,燕京大学史稿 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2000.3 第378页
[9] 黄华著,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8
[10] 张玮瑛,王百强,钱辛波主编,燕京大学史稿 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2000.3,第374页
[11] 刘廷芳 宗教人士之思想与生活 燕大双周刊1946 第17页
[12] 王炳根选编冰心文选.佚文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0 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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