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图片来自百度图片，源自美国国家档案馆）

2018年1月上映的电影《无问西东》，将80年前在云南昆明的一所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重新拉入了人们的视线。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不久，日军大规模进犯华北，北平（今北京）天津即告陷落。1937年8月，奉教育部令，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任常务委员组成校务委员会，于同年11月1日在长沙开学上课。开学那天，日本轰炸机就飞到了长沙上空。年底，南京陷落、武汉震动。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西迁入滇，4月抵达昆明，奉部令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正式结束，三校返回北平、天津原来各自的校区。西南联大自1937年8月成立，1946年7月31日结束，存续期只有9年的时间。但九年的时间，却创造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它是什么样的办学条件？创造了怎样的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因素是什么？它是怎样做到的？本文试做一个初步的探究。

一、西南联大取得的教育成就

    西南联大9年时间之中，先后在联大执教的教授290余人，副教授48人，前后在校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有3800人。虽然条件简陋，环境艰苦，但培养出一流的栋梁之才，西南联大的教育成就亮点如下：

1、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两位：杨振宁、李政道。

2、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五位：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郑哲敏。

3、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八位：赵九章、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杨嘉樨、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

4、 中国科学院院士160位（其中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1位、数学物理学部37位、化学部22位、生物学部20位、地学部35位、技术科学学部35位）

5、中国工程院院士13位

6、1100多人投笔从戎，投入抗日战场，其中15人在抗日战争中以身殉国。

7、中国科学院院士（外籍院士）四位：陈省身、李政道、杨振宁、林家翘。

8、 国家领导人九位：宋平、王汉斌、费孝通、彭珮云、周培源、华罗庚、朱光亚、钱伟长、孙孚凌。

 费孝通先生在西南联大成立六十五周年（2002年）题词

1948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选出的首届院士共81人，其中联大教授就有27人，占了1/3。1941-45年度，教育部举办过五届学术评议，共评出一等奖15项，其中联大教授的学术成果7项，占了近1/2。由此看出西南联大在当时教育界、学术界的地位和分量。教师以自己的研究所得开课，九个学年共开课1600多门。（李晓，2012，西南联75周年纪念专辑）

二、办学条件的简陋

     西南联大的教育成就无疑是显赫的，而且它与近代中国遇到外敌入侵，最为困难的抗日战争如影相随，除了战争带来的压力外，它的基本办学条件也是非常的拮据。

1、办学经费：长沙临时大学经费由教育部函商中英庚款董事会筹借50万元做开办费，该会一时无法筹足，答应拨款25万元，实拨20万元，主要供理工基本设备和图书购置之用。教育部拨发的经常费为三校原有经费之半数（35%），分别为北大27416.65元，清华35000元，南开9333.33元，合计71749.98元。由于经费的不足，经常务委员会决议，教职员薪金一律按七折支付，由于学生多来自战区生活无着，经常委会决议，由学校经常费中节省出5000元，作为贷金以救济战区经济困难学生。

“教育部平均每年总共拨给联大一百二十万元，仅仅相当于战前清华一校的经费，因师生员工人数增加，拨款延期，以及通货膨胀而贬值，联大及其三所成员学校都被迫举债度日。从1939年1月直到1946年，清华透支超过一千八百二十万元，而1940年到1945年联大借款的利息就累计一千四百万元。”(易社强，2012，p.98)

2、 图书仪器设备：由于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七.七“卢沟桥事变非常突然，全面的抗日战争突然开始，“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的第22天（7月29日），日军轰炸南开，继而占领南开大学，开始了长达八年的侵占。7月29日，北平沦陷，继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相继落入日军之手。所以三校的图书仪器设备大部分未能运出。只有清华抢运出一部分图书仪器设备，因交通阻断，一时不能到达，图书仪器设备极度缺乏。当时又限于经费，无力大批购置。为了应急，长沙临大与北平图书馆合作，各出资4万元订购图书杂志报纸，并借用湖南国货陈列馆图书室的图书，以补不足。仪器方面，理科各系借用当地湘雅医学院部分设备，供教学之用。

西南联大图书馆照片（图片来自百度图片，源自美国国家档案馆）

圣经学校的礼堂作为临大的图书馆，馆藏只有五千多册中文书、一千多册西文书。

昆明时期西南联大图书总数及增添情形：中文总数33910册，西文总数13478册，每年添书约5百册。（西南联大概况统计表，1945年5月，清华大学档案）

3、 教室与宿舍：西南联大在长沙时（长沙临大）有四个学科17个学系，分别是文科、理科、工科、法商科。由于长沙没有足够的教室和宿舍，文科只好到距长沙两百多公里外的衡阳衡山半腰上的圣经学校分校。男生宿舍每室住5人，有床无桌，无法写字，只能在教室自修。教师宿舍在山上，每次上课或吃饭，都要走300多级台阶。在长沙住宿条件也比较差，男生所住的四十九标营房是两层木结构建筑，十分陈旧破败，学生一律睡地板。下起雨来，多处漏水，只好在被子上蒙块油布，枕畔支柄雨伞，方能“高枕无忧”，一觉睡到天亮。

西南联大学生宿舍（图片来自百度图片，源自美国国家档案馆）

 1938年到达云南昆明后，由于经费不足，校舍方案多次改动，最后确定除图书馆和两座食堂因面积较大，仍保留砖瓦结构瓦房外，其余一律是土胚墙、铁皮顶的平房。后又因学校预算的赤字，将白铁皮售出弥补赤字，除了教室留下铁皮屋顶，其他如学生宿舍、各类办公室全都是茅草屋。由于铁皮屋顶，一旦下起瓢泼大雨，铁皮屋顶上会有叮叮咚咚的雨声，压过教授的讲课声。学生宿舍每间放20张双层木床，每间住40个学生。

西南联大教室照片（图片来自百度图片，源自美国国家档案馆）

这样的办学硬件条件，恐怕连今天最普通的高等学校都不如。

三、什么原因成就了西南联大的教育成就？

人类建立第一所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公元1088年）距今已经932年，大学中有教师、学生、职员、校园、图书馆、教材、课程、总务等等要素。什么要素重要？什么要素最为重要呢？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大学都会有不同的解读。

我对西南联大的学习和研究有近十年的时间，曾六次到昆明的联大旧址参观学习，两次到联大蒙自校区，两次到长沙临大校区参观学习，多次参加西南联大老校友返校日和研讨会。阅读过大量西南联大的文献的书籍。在北大档案馆、图书馆收集文献和查阅档案。尽管，西南联大有两个特点很突出，一是大师云集，“联大教授群体是世界主义者。在179名教授和副教授中，只有23人未曾留洋。有些人赴欧洲留学，有些人在北美深造。而取得美国学位的联大教授比比皆是。”（易社强，2012，p.113）。二是学生优秀，学生来自三所名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但通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我认为西南联大最为成功的因素来自校长，来自校长的领导力。

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梅贻琦校长、张伯苓校长、蒋梦麟校长（图片来自《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

1、作为教育家的校长

西南联大的校长治理结构非常特别，由三位校长（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为常委组成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组织的最高机构，下设五院（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26个学系；行政设四处（教务处、总务处、建设处、训导处）。常委会每周举行一次，研究讨论学校各项重大工作，诸如人事安排、经费支配、多种专门委员会的设立或撤销、处分学生等等。常委会作出决定后，由各部门贯彻执行。

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1886年-1964年），浙江余姚人。1912年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学本科毕业，随后赴纽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并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1919年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三度代行校长职权，1930年12月至1946年8月主政北京大学）。在1937年做西南联大常委之前，他已经断断续续做了近18年北京大学的校长。

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1889年-1962年），天津人。首批庚子赔款留美生，1914年毕业于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电机工程专业，获工程学士学位。1915年回国后即在清华大学工作，曾任物理教师、教务长、留美监督处监督等，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留美回到清华后，终身为清华大学服务，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被清华校友尊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

西南联大常委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1876年-1951年），天津人。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后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誉博士，曾受教于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桑代克等人。先后创办南开中学（1904年）、南开大学（1919年）、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为国家培养大批人才，被称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从三位校常委的经历来看，他们都是杰出的教育家，做校长多年，熟悉教育规律，有教育专业领导力，而且在各个学校做校长期间，都创造了所在学校的那个时期发展的优秀成绩。

梅贻琦校长讲：“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蒋梦麟校长总结教育的规律，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办学宗旨。张伯苓校长在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后提出：“南开的目标，不是成功，而是奋斗，不是满足，而是长进，凭着这种精神，创造一切，解决一切。”他的这种在战火硝烟中愈挫愈勇，刚毅坚卓的乐观态度和苦干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南开师生。

2、有人格魅力的校长

从领导力的特质来看，三位校长性格在表面上有所不同。

梅贻琦校长思维缜密、待人谦和、与人为善。“梅先生做人、读书、做事，都可以拿慢、稳、刚三个字来代表，而最令人想念他的，就是他的真诚。处于中国社会，他不说假话，不说虚伪的话，不恭维人，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王云五、罗家伦，2015，p.131）

张伯苓校长性格外向、热情、决策果断。“张伯苓，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始人兼校长；教育机构之缔造者，新民之造育者，全国景仰，举世推崇；一个热诚奉献之人，近五十年间以不可挫败的信念与毫不动摇的忠诚，教育中国青年，实现中国革新；国家自信的象征。余兹欣然授予你本校文学名誉博士学位，并授予你与之相关的一切权利与荣誉。”---引自1946年6月4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代理校长弗兰克.D.费肯藻授予张伯苓文学名誉博士时宣读之颂词。

蒋梦麟先生三十年代初，再次出任北大校长，进行纪律整顿，上任伊始，叮嘱文、理、法三学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

3、团结合作的校长

西南联大三位常委中，张伯苓校长年龄最大，他是梅贻琦校长在南开的老师，蒋梦麟校长与张伯苓校长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都师从于教育家、哲学家杜威先生。这样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合作基础。三个人中，梅贻琦校长年龄最小，他主动提出：“我年龄小，具体工作我可以多干一些。”

梅贻琦校长是在三位常委中，对西南联大付出最多心血和做具体工作最多的校长，也是对西南联大工作落实到最重要的一个负责人。三位校长似乎像达成的一种默契，张伯苓校长更多的是去协调西南联大与战时中央重庆方面的工作；蒋梦麟校长更多的精力为联大与政府高层的沟通保驾护航，处理好西南联大与云南当地的关系，特别是做云南省主席龙云将军的沟通工作；梅贻琦校长坐镇学校，主持校务工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学校管理工作。他是西南联大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

“梅贻琦校长治校看上去像个道家，奉行无为而治的原则，但实际上，他事无巨细，一丝不苟。另外，梅贻琦的个人风范使他担任这一职务成为理所当然之举。学者风度，温文尔雅，寡言少语，勤俭节约，民主通达，公正无私，他从一开始就赢得了普遍的尊敬。”( 易社强，2012，p.108) 

三位精诚团结的校长，把被人们称作“南开坚定如山，北大深广如海，清华智慧如云”的三所名校融合成“刚毅坚卓”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三位校长，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谱写了一曲动人的交响曲，就像冯友兰先生撰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所写：“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中和且平。”

4、坚持师资第一的校长

1931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尚在美国的梅贻琦先生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梅先生11月底回到国内，在南京稍事停留，便于12月3日北上莅校就职。就职演说中，明确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之后在多次演讲中反复强调教师在学校中的主导地位，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1932年9月在开学典礼上，梅贻琦校长讲：“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导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必是两不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梅先生的功绩还有极重要一点，就是他为清华和西南联大引来了一大批顶级学者。这些学者，不仅是中国顶级学者，也是世界顶级学者，像朱自清、闻一多、潘光旦、曾昭抡、陈省身、华罗庚、钱钟书、雷海宗、吴大猷、吴有训、赵忠尧、叶企孙、王竹溪等等。一个学校最重要的就是能否吸收一些优秀的学者来。当时这些一流的学者，每个人的个性非常不同，梅先生能把个性不同的学者聚集在一起，相与共事。在这么艰苦的环境当中，使大家齐心协力高教育，培养学生，梅校长要付出很大的心血，否则是做不到的。（何兆武，2010）

张伯苓校长是南开大学创始校长，历来对师资建设非常重视，作为南开的领导者，对教授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兴趣，一直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态度，从不干涉，更不会屈从于外界的压力。他曾力排众议，将秉持唯物史观的范文澜聘请为南开大学国文系教授。他还聘请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罗隆基为南开大学政治系讲师。南开大学新校址一开辟，他就把兴建教师宿舍列入第一期工程，教师宿舍命名为“百树村”，每位聘任的教师都有一栋独立的四间套房，配备家具，房租低廉，足够一家生活之用，在“百树村”，还设有教员俱乐部，晚饭之后，教师们可以随意去那里喝咖啡、聊天、下棋，或做其他游艺，以消除一天工作的疲劳。（郭凯、吴建征，2010）

蒋梦麟校长上任便对教师队伍进行加强，首先多方物色院长人选，文学院请胡适出任院长，聘周炳琳任法学院院长，聘刘树杞任理学院院长。大幅提高研究教授的待遇，如1931年国立大学教师的月薪平均为265.2元，省立大学为217.5元，私立大学为124.3元，而北大研究教授每月薪俸是400-600元，优厚的待遇吸引了大批优秀的师资加盟到北大。（邬红波、孙善根，2011）

以西南联大物理系为例，物理系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物理系组成。北大物理系主任饶毓泰出任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教授中有来自北大的饶毓泰、郑华枳、朱物华、吴大猷，来自清华的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任之恭、霍秉权等，之后西南联大又聘请了王竹溪、张文裕、马仕俊等。这些教授学术造诣深，了解物理学发展前沿情况，并具有开创精神，师资阵容之强是空前的。

他们在战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教学与科研，树立优良学风，培养出一大批优秀毕业生。在物理系本科毕业和研究生毕业的学生（1938-1946年，物理系共毕业130人）中，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国际著名物理学家黄昆、国际知名的电机工程学家张守廉和天文物理学家黄授书。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4人。

吴大猷教授与两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合影（照片来自《JingShin Theoretical Physics Symposium in Honor of Professor Ta-You Wu》一书插图）

好的大学，最重要的是要有好老师。好学生会来找好老师的。有了好老师和好学生，就会成为一所好大学。但是，好的老师找什么？好的老师会首先找好校长。好的校长会给老师发展的空间。好的老师会因好校长而来，因好学生教学相长而留。

找到具有教育家专业能力的校长、找到具有人格魅力的校长、找到负责任的校长。校长吸引到好老师，好老师吸引到好学生。这也许就是简陋的联大，为何培养出一流栋梁之才的原因所在。

简陋的西南联大，好校长成就伟大！

谨以此文纪念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建校八十三周年

张宇伟

2020年9月16日，于北京大学蔚秀园

参考文献：

1、《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

2、《北京大学图史》（1898-2008），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

3、梅贻琦著；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5月。

4、蒋梦麟著，《西潮与新潮》，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

5、司徒雷登（美）、胡适等著，张昊苏等译，《别有中华：张伯苓七十寿诞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

6、易社强（美）（John Israel）著，《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九州出版社，2012年1月。

7、王云五、罗家伦等，《民国三大校长》，岳麓书社，2015年6月。

8、郭凯、吴建征，“张伯苓与南开大学师资建设”，《教育评论》2010年第6期

9、邬红波、孙善根，“试论蒋梦麟对北京大学的改革及其现代启示”，《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24卷第3期，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