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3日，在2016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年会上，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接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博士项目主任、新华社新华网特约记者张宇伟的独家专访，详谈做企业的初衷、企业家精神、人生的意义等精彩话题。以下为专访精彩实录： 

 

黄怒波，笔名骆英。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中宣部工作，任处长、部党委委员。1996年至1998年，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学习，获EMBA学位。1995年4月，创建北京中坤投资集团，任董事长，成功保护皖南古村落——宏村，2001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2007年至2011年期间，成功完成“7+2”（登顶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徒步至南北极），曾三次登顶珠峰。身为诗人，现已出版诗集13部，1部游记随笔，1部小说，其作品被译为八种语言文本，外文出版物14部。

 

张宇伟：

　　我们古话讲“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希望从您的家庭说起。您从您的父亲、母亲那里学到了什么？传承了什么？

黄怒波：

　　父亲那儿没有，因为我2岁的时候，我父亲就被关进监狱自杀了，也没什么概念。唯一的概念，好像有一次吃饭，我淘气他打了我一巴掌，我就哭了。

　　对母亲的印象主要是，她是中国妇女的缩影。回想我母亲这么多年，深感中国的女性太伟大了，实际这个民族、国家是靠她们支撑。在那么艰难的时候，她要养活我们四个孩子，还没有工作，所以每天就是去拉点土、弄点垃圾，养活我们。我们小，又不懂。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应该说她是中国这一代母亲的代表，就是吃苦耐劳、坚韧、母爱，还有忍辱负重。如果说从母亲身上学到的东西，应该就是这种坚韧，这种忍辱负重。作为一个企业家，很多地方要忍辱负重，我想这个是传承的。

 

 

张宇伟：

　　中坤集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企业，很多企业的愿景是打造百年、打造世界多少强，而中坤集团的企业宗旨反而是“让我们为社会多做一些”。您是怎么考虑的？

黄怒波：

　　确实这一代人做企业也是怪怪的。原来我是在机关，出来不懂什么叫企业，这一代人都这样。所以那时也没有什么雄心，不知道世界首富、几百强，都不太清楚。但我想出来嘛，觉得自己经历那么多，虽然没什么大的雄心壮志，但就想活另外一种人生。感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他“九二南巡”以后，大家都感觉到还有另外一种活法，就是不做官也可以活。那确实是激动人心的年代，你们可能年轻一点，体会不到。整个社会的氛围完全不一样，就是这个民族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点。所以我们这一大批人就下海了，可又不懂企业，也许成功、也许失败。于是我定一个目标，就是只要我多做一些就行，我就是不能不做。我想我们这一批都这么出来的，没有想做个万元户，当然也想挣钱，但是只要去做就行。换个做法、换个活法。

张宇伟：

　　您和王石先生曾经在登珠峰时讨论过人生的意义，其中有一个话题就是认为人生是无意义的。这个月在北大国发院我专门当面求证过王石先生，他说：“人生无意义的原因就是人总有一死，需要划句号。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就要创造一些意义出来。”这是王石先生的原话。您怎么理解这件事？

黄怒波：

　　王石，我登山是受他的影响，做企业也受他的影响，他确实是一个很优秀的企业家，也是个登山家。他毅力很强，但他是个思考者，像他写的《耶路撒冷》、《哭墙》那些散文随笔，让人很震撼。他写到，让灵魂跟上脚步。

　　在珠峰南坡，他是跟另外一些人组团，我是一个人，我走到哪儿都一个人。所以他有一天就来找我，从他的营地走上来得40分钟，而且在海拔5000多米，还下着雪。他一撩门帘就进来了，我们俩没事就聊了一天，聊了很多。他先说我现在对你的印象变了，我说怎么了？他说，原本觉得你是北大的，很傲慢、清高，现在看你还挺好的。他说你变了。我说是，登山改变了我，原来很狂傲，现在就比较圆通一点。聊到后来就聊的很深了，我给他念我写的诗，我念《黑鸟》，他说这个写的好。然后谈到他的书，我说你是个真正的诗人，就谈到人生的问题了。

　　我问他，你觉得人活的有意义吗？他讲的让我很震撼，他说我认为人生是无意义的，他这个话是对的。他这个无意义，就是说人不要把活着本身看得太重要，要超越活着的意义，这就叫向死而生。人活下来是个物理的存在，但你的目的还是要创造。只有创造，它才能产生意义。光说人生本身是无意义的，都是一活一死，都是生命轮替。

　　所以我出来做企业，那是找寻我另外的意义，创造的意义。那时不知深浅，很难，出来以后忍辱负重，没有尊严，也没有安全感，但是很快乐。为什么？你在创造。你现在看我，虽然是个体，但是个缩影。整个国家的国民都是这样的心态，不知道明天怎么样，但是创造，我觉得这点特别值得自豪。从这一点上理解王石说的人生无意义，就有意思了。它让我们整个这一代人活的有意义，不是简单地活着，是在创造。因为这点，我对王石很尊敬。

张宇伟：

　　房地产业在中国毫无疑问是个支柱产业，这么多年改革开放做出了很大贡献。发展到现在这一阶段，要去库存、去杠杆。作为房地产业的领军人物，您怎么理解？您对房地产业的供给侧改革有什么想法？

黄怒波：

　　我觉得这个行业很正常，行业会有波动，市场经济主要是靠波动。没有波动就没有发展，企业也是这样，有生有死。房地产在中国是个新行业，是改革开放最宽的一个领域，是对中国推动最大的一个领域。我记得当年人均不到几平米的住宅量，现在都超过40、50平了。这也是中国国民财富增长最快的领域。

　　但这个行业，多得已经卖不动了，已经开始调控了。我觉得没有办法拿一个政策，像天平一样给它称好，这做不到。所以从政府来说，要有这个心理承受力。经济按规律走，规律也不是你能把握的，高了，房子多了，库存卖不动就卖不动；少了呢，再去盖。当然政府要适度的引导，就是用一些经济政策，补贴的办法，让所有人能住得上房。

　　所以对于房地产的调控，我也没有觉得灾难临头了。我觉得所有的行业都处在这么一个阶段，要有个正常的心态。但是慢慢的，还是尽量回到一个市场的机制。你不回到市场机制，所有的房价越调控越高，对不对？为什么？你没有抓住它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我讲的有高有落，人的购买心理是你无法预测的。

　　当然最关键的，房地产的改革还是土地供应制度改革，土地供应制度不改革，房地产的问题解决不了。土地制度要改革，牵扯到地方政府的利益，地方发展的利益，这是蛮复杂的事，也不能简单拿一个利益集团来说事。这是中国经济整个供给侧改革的一个策应。

 

 

张宇伟：

　　上个月，在北大国发院DPS15金融管理博士项目的开学典礼，您和林毅夫老师做了开学典礼致辞，您提到了“虚无主义”，提到了“利他”，提到了“永远在现场”。我觉得这对企业家这个群体，其实是一个精神拔高的过程。你怎么理解中国的企业家和中国特殊时期这种精神？

 

 

黄怒波：

　　国外企业家的定义是被国际上定的，像韦尔奇、熊彼特，他们有企业家的理性思维过程，对商人、企业家做区别，他们对企业家的要求就是创新，必须创新。但是有个条件，企业家创新是不承担失败责任的，谁承担呢？资本家。这里面，企业家和资本家有一个对接。就像硅谷，有一大笔天使投资，有资本家。而创新者，像扎克伯格这些人，不承担失败的责任。所以这个社会有一种承认失败和接受失败的机制。在这个前提下，企业家创新。

　　但是中国企业家呢，就是另外一个概念，原来我不承认中国有企业家群体。为什么？我认为到现在为止，他们都是一种简单的机会主义者。什么适合干什么，没有目的。但是现在我回头总结，中国确实了不起，在短短的几十年，真正出现了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家群体，为什么？因为原来什么规则都不懂，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只知道我们要四个现代化，对市场规则什么都不懂，所以中国为此也付出不少代价。招商引资，条件很低就进来了，这个政策、国策是对的。

　　但是在不懂的情况下，我们都走到了现在。整个国民，应该说整个国家的国民走过来，是个企业家群体。为什么？我们发生着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什么发生？就是社会企业家精神的释放。当时你看这个国家了不得，有万元户等等。你现在回头看，真是“傻子多伟大”，为什么？因为谁都不知道未来怎么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现在中国有一批世界上还没有这么快出现过的企业家。为什么？他们全是在创新。从没规则到有规则，从简单的制造廉价品到国际上的创新发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很自豪，不管怎么样，我能够给世界贡献世界化的遗产，因为我发现了宏村，并把它保护，这是企业家精神，就是贡献、创造，特别是创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还跟我聊，说这个经验可以在世界上推广，就是由社会各方面来发现世界性遗产，再保护它。

 

张宇伟：

　　其实人生的不朽大概有三个，叫“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我们每个人一生都是在写自己的简历，未来等到您走完这一生的时候，您的简历，或者您的墓志铭希望写些什么？

黄怒波：

　　我就写一句话，叫“不过如此“。就是不要把自己想得太伟大。咱们现在成功主义、成功学是有负面作用的，所有的人都得学马云，都得成功，所有的人都想诺贝尔文学奖，超过莫言，你做得到吗？在这个意义上，要从人类自我的中心主义、英雄主义要回到一个平凡的东西。要明白，你再伟大，也有过气的时候。像这两天都在讨论传奇时代不再了，今天我开玩笑，我说这个俱乐部下一步是老年俱乐部，差不多都60岁了，剩下的当然有点70后，这个意思就是说总得有过气的时候。

　　但是有一条，就是说你要很自信。我永远在场，我也成功过，也许失败更多。但是我没有被落下，最后回过头来看，一切不过如此。

 

张宇伟

2016年4月23日

于山东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