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5日，周恩来总理正在接待外宾，他的秘书忡忡走来，在总理的耳边耳语了几句，总理遂即脸色凝重。事后他的秘书回忆，那一天外事活动后，周总理失声痛哭。什么样的事情能够让身经百战的总理脸色凝重、失声痛哭呢？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两弹一星元勋表彰大会”，人民大会堂庄严隆重，23位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获此殊荣。23枚“两弹一星”勋章闪耀，23位科学家中有8位来自西南联合大学。而来自西南联大、唯一一位以烈士身份缺席领奖台的英雄又是谁呢？
23位功勋科学家大多为大家耳熟能详，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等，无论在学校课本，还是媒体报端，他们的名字熠熠生辉，经常被大家提及。而这位让周总理失声痛哭，以烈士身份缺席领奖台的英雄，他的名字并不为大家所熟知，但他却是唯一一位献身于原子弹、氢弹、导弹和卫星的全能者，1968年12月5日执行任务从核试验基地返航北京机场降落时牺牲的著名两弹一星元勋科学家郭永怀先生，那一年，他只有59岁。
一、学贯中西，成名于美国康奈尔大学
郭永怀先生1909年4月4日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西滩乡郭家村。1929年夏，进天津南开大学物理系预科班学习，预科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申长枨教授（申先生是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大学数学系博士毕业，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教授），申先生为郭永怀打下了坚实的数学基础，为他以后专门从事力学理论研究创造了条件。1931年7月，由于对光学的兴趣，郭永怀升入南开大学物理系。在南开大学物理系的两年，对郭永怀先生影响最大的是顾静薇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本科、耶鲁大学硕士、密西根大学博士，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女博士）。1933年，顾静薇教授推荐，郭永怀插班考入北京大学，1933-1935年在北大物理系就读，毕业后留校做饶毓泰教授（芝加哥大学本科、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的助教并兼做研究工作，曾经和吴大猷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的老师）等一起研究过喇曼效应。1938年3月，郭永怀到西南联大，跟随周培源教授（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做助教并学习流体力学，研究湍流理论。
从预科到本科，再到初步的学术研究（助教），他先后得到过申长枨教授、顾静薇教授、饶毓泰教授、周培源教授这四位著名教授的指导，不仅具备了坚实的数学物理基础，一直接触前沿的学术研究，而且也确立了科学救国的思想。
1938年夏天，郭永怀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生，第二年9月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在数学系主任辛格（Synge）教授的指导下从事研究，他仅用半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可压缩粘性流体在直管中的流动”的论文，并获硕士学位。他的出色工作受到了他的导师辛格（Synge）的赞赏。辛格教授原籍爱尔兰，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由于德军空袭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创建了北美第一个数学系。辛格教授的另一位中国博士学生是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钱伟长先生。
郭永怀先生与夫人李佩先生在美国康奈尔大学
1941年5月，郭永怀先生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博士，师从于世界著名航空大师，冯.卡门（Von Karman）教授。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了当时空气动力学最前沿的问题---跨声速流动不连续解的研究，并于1945年获得博士学位。冯.卡门教授的另一位中国博士学生就是钱学森先生，钱先生早于郭永怀毕业，郭永怀读博士时，钱学森先生已经留校做冯.卡门先生的助教，帮助指导郭永怀先生的博士论文。也就是从那时起，钱学森与郭永怀有了了解和建立起来了信任，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做人上。
1946年，W.R.Sears教授（冯.卡门教授带出来的第一个美国博士生）在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研究院，他特聘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工作，历任副教授、教授之职。成为当时航空研究院的三个主持人（Sears, 郭永怀，Kantrowitz）之一。
郭永怀先生与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学院几位创立者合影
1946年郭永怀先生应William Sears先生（冯.卡门教授第一位美国博士学生）聘请到Cornell大学（康奈尔大学）一起创办该校的航空工程研究生院，在这座研究生院工作的十年中，郭永怀有机会深入探索Von Karman（冯.卡门）教授的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研究方法与教学思想，为他回国后工作的指导思想打下了基础。在康奈尔大学工作期间，他所完成的PLK方法，即Pionacre-Lighthill-Kuo(郭)方法并应用于解决流体力学问题就获得了国际声誉。（周培源，1989）
在康奈尔大学十年，郭永怀做到了美国常青藤大学的正教授。因在跨声速流与应用数学方面的两项成果，当时他的学术研究已经驰名世界。这个成就，在今天也是非常不易做到的，他为华人在美国大学的学术领域有一席之地提供了案例，增强了信心。
二、赤子回归，展现卓越专业领导力
1956年1月16日，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陈毅签署批复了中国科学院《关于成立力学研究所的报告》，之后，中国科学院正式任命钱学森为力学研究所所长。从钱学森回到祖国的那一天（1955年10月8日）起，到建立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从头到尾才3个月时间，这可能是中国科学院历史上成立最快的研究所。（奚启新，2014）
力学研究所创建初期，只有十几个人，人才的缺乏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个时候，钱学森想到了此时还远在美国的挚友郭永怀教授。1956年2月2日，归国后的钱学森，给郭永怀写去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写道：“永怀兄，接到你的信，每次都说归期在即，听了令人开心。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
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这里的工作，无论在目标、内容和条件方面都是世界先进水平。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者的乐园！“（钱学森，1956）
“快来，快来！”钱学森的呼唤之声，短短数语，渴望之情溢于言表。
为了能够顺利地返回祖国，1956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W.R.Sears教授送别郭永怀的野餐会上，郭永怀先生当众将多年的论文手稿烧毁，准备启程回国。1956年11月，在国外学习工作了16年的赤子郭永怀带着夫人和女儿经过宝安罗湖（现深圳）口岸回到祖国。
在Sears教授欢送野餐会上，郭永怀先生当众将自己多年的手稿烧毁
1956年9月11日，钱学森先生又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欢迎信，郭永怀先生一进入祖国就看到这封信。信的开头以永怀兄相称，告知“这封信是请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办事处面交，算是我们欢迎您一家三众的一点心意！”，接着向郭永怀先生讲了他自己回国一年的感受，“我们一年来是生活在最愉快的生活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我们想您们也必定会有一样的经验。今天是足踏祖国土地的头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头一天。”信的结尾，钱先生写了对郭永怀先生的期许，“中国科学院有研究力学的最好环境，而且现在力学所的任务重大，非您来帮助不可。我们拼命欢迎的，请你不要使我们失望。”最后，在信的附注上告诉郭永怀先生，“附：力学所现有兄旧识如下：钱伟长、郑哲敏、潘良儒“。非常巧合的是，信中附件所提的三个人均和西南联大密切相关，钱伟长先生为西南联大物理系教师，郑哲敏为西南联大电机系和机械系本科生，潘良儒为西南联大机械系本科生、硕士研究生。
回到国内，成为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最重要的班子成员，钱学森任所长，郭永怀任副所长。1958年，参与制定中科院力学所战略，领导核心钱学森、郭永怀、杨刚毅（时任力学所党委书记）一起确定了“上天、入地、下海”为力学所的研究定位。
1957年，为了培养新中国急需的一批力学人才，经国务院批准，中科院力学所和清华大学联合创办了工程力学研究班，当时分为流体力学和固体力学两个专业组。在钱学森、郭永怀、钱伟长等前辈的关怀、支持和亲自参与下，力学班共办了三届，学制是两年到两年半。招生人数是：1957年126人，1958年64人，1959年134人，总计324人。郭永怀先生为力学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不但亲自讲授“流体力学概论”和“边界层理论”等课程，还担任了力学班一届的副班主任、二届和三届的班主任。力学班的毕业生成为当时我国力学和航天航空领域的科研、教学和工程技术的骨干，为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准备了力学师资，为“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等重要工程输送了一批力学高端人才，产生了张翰信、何友声和范本尧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为我国的航空航天和国防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庄茁，2019）
三、视野开阔，成为两弹一星全能专家
郭永怀先生1956年从美国回到祖国，到1968年牺牲，只有短短的12年，但这12年却是他波澜壮阔的浓缩人生，创造了个人人生旅程中新的辉煌。
我们从他的年谱中，看到他在这12年的工作岗位和职务如下：
1956年-1968年，在中科院力学所工作，任副所长；力学所与清华大学联合开办的工程力学研究班首届班主任；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国防科委空气动力学组成员、6405工程总体组组长，541、651任务负责人之一，国防科委空气动力学研究院（17院）筹备组副组长等职。
1957年5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后称为院士），是中国力学学会创始人之一，担任首届副理事长，是中国航空学会首届副理事长；曾兼任《力学学报》主编和《力学译丛》编委会主任委员。他还先后当选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他的视野开阔，有远见，多少年回头看，他的一些早期建议都已变为现实。1957年10月13日他参加中科院关于苏联发射成功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座谈会上发言，谈到：苏联发射人造卫星的意义，是在人类进入原子能时代以后的第二件大事，对整个人类都有影响。人类一向是在二度空间活动的动物，现在有了人造卫星的成就，就如爬高有了梯子一样，以后去宇宙活动，已经不是梦想，可以实现了。（郭永怀，1957）
在1965年，他又在第四次星际旅行座谈会的中心发言，专题讲到“宇宙飞船的回地问题。像“东方红”卫星式飞船在返回到达空气层外缘时，它的速度就是每秒7.8公里。对于星际旅行来说，这虽然是起码的速度，但是就目前人类掌握的飞行技术来说，这仍然是相当高的。它比最快的超声速飞机的速度要高10几倍，从能量的大小来看，那也是可观的。如果飞船的重量是5吨，它的动能就要比一列5000吨，每小时行驶40公里的火车的能量还大500倍。能量既然是这样大，怎样把飞船“刹住”，使它顺利通过大气层，并保证最后安全降落，变成为星际旅行在现阶段的一个关键问题。（郭永怀，1965）
今天中国的航天飞行，载人航天很多都受到了郭永怀先生的启发，不少航天人才也是郭永怀先生参与培养的。郭永怀先生培养人才不遗余力，他经常给科研人员讲，搞科研要有三步棋：一是手上要干着；二是眼睛要看着；三是脑子里要想着。
郭永怀先生在指导学生
郭永怀先生参与的领域非常多，在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潜艇、人造卫星等领域，他都深度参与。1960年加入铸造核盾牌的行列，这位在跨声速流与应用数学方面取得重要成果而驰名世界的力学家，与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形成了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郑哲敏，1999）
时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工业九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的经福谦院士在回忆郭永怀先生的文章中说：郭老（郭永怀）在任我院副院长期间，参与并领导原子弹、氢弹原理公关过程中的实验研究工作，在对核试验的重大技术问题的决策和组织领导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他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原子弹的引爆方式。他经过比较，提出：争取高的，准备低的“的方针，即以较高级的“内爆法”作为主攻方向，并采用特征线法计算炸药爆轰波，解决了这一难关，并迅速推广使用。（经福谦，1989）
1962年为准备爆破第一颗原子弹，成立了场外试验委员会，郭永怀先生任主任委员，他经常与王淦昌（另一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等科学家深入试验现场，经常钻进帐篷与参试人员一起研制加工炸药。戈壁滩的气候十分恶劣，但并未阻止郭永怀先生与年轻人一起在戈壁25度的环境里，过风餐露宿的艰苦生活。在创业初期，他亲自参加了我国第一个塔爆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和氢弹的爆炸试验，目睹了原子弹爆炸和氢弹爆炸的壮丽奇观。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称“九院”）在郭永怀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文集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郭永怀先生是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他用智慧、热血和生命为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写出了最壮丽的篇章，他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秘密历程中，站在科学发展的前沿阵地，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核炸弹走向武器化的开道先驱。”
四、以身许国，成为中国科学界一代楷模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先生从核试验基地回北京，因所乘坐的飞机失事，不幸牺牲。在清理现场时，人们竟发现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东方紧紧相拥在一起，用身体保护着重要的绝密资料。为了保护宝贵的科研数据，郭永怀先生没有考虑自救，为此失去了生命，这是多么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高举贤，2013）
1980年1月16日，钱学森先生在“写在《郭永怀文集》的后面”一文中，饱含深情地写道：“郭永怀同志因公乘飞机，在着陆事故中牺牲了，是的，就那么十秒钟吧，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力学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那么十秒钟！”（钱学森，1980）
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当年一起工作的同事和领导在回忆郭永怀先生时，都对他的人格和为人、创造性地工作给予极高的评价。
张爱萍将军在郭永怀先生牺牲20周年座谈会上讲到：“当前以商品经济为主的时代，把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是完全必需的。但是，我们绝不能把我们的人格也商品化，而变成商品。如果把自己付出的一切劳动，作为等价交换的商品，那就把自己的人格变成商品了。如果是这样的人，那就一文不值了！而郭永怀同志则是为人民富裕，祖国强盛而不计个人名利得失，是一个具有无私奉献精神和崇高品德的人。”（张爱萍，1989）
钱伟长先生回忆道，“1957年我已被错划为右派，以带罪之身不便和郭永怀教授保持接触，但他仍委托我做不记名的力学学报审稿工作。曾有一位“名牌”大学的所谓知名教授，有一篇论文投给了力学学报，经我审阅时，发现竟有很多力学的基本概念是错误的，我提出论文中的五十一条基本错误并认为该文不宜发表，该教授向编委会提出了“左派教授的文章不许让右派教授审查”的非议，郭永怀教授说：我们相信钱伟长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和左、右无关“，公正地解决了这一无理的纷争。“
为了研究振动对实验设备的影响，郭所长和王淦昌两位世界著名科学家，在坡度很大很颠簸的路上，在行进卡车上手扶着设备做振动影响的测试。当我们看到这么著名的泰斗级的大科学家在没有振动台的条件下，如此艰苦的为核爆试验做准备，能无动于衷吗？更不用说这些伟人远离家庭、一心一意为完成“两弹一星”的研究任务，做出巨大的牺牲。难道我们不该认真想一想，在困难面前，向他们学习些什么？在做人方面还有哪些不足？他们用毕生的精力，终于为尚不发达的祖国造出了“两弹一星”。没有他们，我们今天是否可以理直气壮地对世界说，中国是伟大的，我们不怕任何国家的恐吓。（高举贤，2013）
关于郭永怀先生所做的工作，中国科学院院士、2012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郑哲敏先生在“郭永怀先生的精神永存”一文中写道：“郭先生的工作并不局限于力学所。仅就我所知，他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承担三峡大坝抗核武器攻击的研究并进而为工程兵策划建立防护工程研究基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我国防护工程研究的奠基人；他又是西南工程物理院的副院长，参加核武器的研制，研究核武器设计、投放并负责建设该院的结构力学实验室。
1980年1月16日，钱学森先生在“写在《郭永怀文集》的后面”一文中，饱含深情地写道：“我认为郭永怀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应用力学家，他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其实这也不只是应用力学的特点，也是一切技术科学所共有的，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有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是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是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崇高品德就在这里！“
郭永怀先生的夫人李佩先生（著名语言学家，西南联大本科，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在纪念郭永怀先生90年诞辰座谈会上的发言，也许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郭永怀先生会抛弃国外舒适的物质生活，义无反顾地献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李佩先生讲到：“永怀不过是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相应国家号召，由海外归来建设新中国的三千个专家学者之一，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大好的科学春天的气氛中，这一批人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热忱地、积极地发挥了各自的聪明才智，带领他们的学生在当时一片一穷二白的我国科技领域做出了一件创新工程，并无私的把他们获得的知识传授给青年学生，使我国的科技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建立起老、中、青相结合的兴旺发达的局面。”
“怀瑾”一词，出自古代成语“怀瑾握瑜”，在《汉典》的解释中，怀为怀藏，瑾为美玉，比喻美德。怀瑾比喻人具有纯洁高尚的品德。郭永怀先生学贯中西，名扬世界，但可以抛下名利，毅然归国，隐姓埋名，报效祖国。用自己在中外的学识，短短12年时间里面，在两弹一星三个领域，建功立业，以身许国怀瑾风，成为中国科学界一代楷模。
谨以此文纪念为祖国获得尊严、获得安全做出巨大贡献的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烈士！
张宇伟
2021年4月26日晚
于北京大学蔚秀园
参考文献：
1、李家春主编，《高山仰止，大爱无疆：我们心目中的郭永怀和李佩先生》，科学出版社，2013年11月
2、李家春、刘桂菊主编，《永远的郭永怀:纪念郭永怀先生牺牲50周年》，科学出版社，2019年6月
3、郑哲敏主编，《郭永怀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文集》，气象出版社，1999年3月
4、王菁珩，“中国核武器基地揭秘”，《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
5、何伯良，“为了实现郭永怀的遗愿“，《院士风采》2000年第1期
6、吴承康，“郭永怀光辉的一生”，《力学学报》第31卷第4期，1999年7月
7、郑哲敏主编，《郭永怀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
8、周培源，“坚决服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怀念郭永怀同志“，《郭永怀纪念文集》，1990年12月
9、经福谦，“郭永怀副院长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郭永怀纪念文集》，1990年12月
10、N.Rott, “Memories of a good friend”,《郭永怀纪念文集》，1990年12月
11、郭永怀，“宇宙飞船的回地问题”，《星际旅行科技资料汇编（第一集）》，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科学出版社，1965年。
12、郭永怀，“在关于苏联发射成功第一颗人造卫星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郭永怀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
13、庄茁，“追忆郭永怀先生在清华园教书育人的风采”，《永远的郭永怀---纪念郭永怀先生牺牲50周年》，科学出版社，2019年6月
14、奚启新著，《钱学森传》，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
15、钱学森，“写给郭永怀的两封信“，《高山仰止，大爱无疆---我们心目中的郭永怀和李佩先生》，科学出版社，201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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